“我们的育人模式，从‘标准件’转变成了‘基础+个性’，教育哲学也跟着由‘全班当一个人教’变为‘每个人都当全班教’，教师的角色由‘园丁’转变成了‘土壤’。”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在第八届京师基础教育创新论坛上如此形象化地比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化。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也同样指出，“如今的课程已经具有鲜明的时代要求，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知识、直接经验正在成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依据。”
论坛上，不少基础教育界的资深研究者向澎湃新闻表示，基础教育发展正处于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折点上，整个时代的教育观念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需要重新认识学校课程体系。
现今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在人的发展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至今已有16年，正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2014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学生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青少年学生思想意识更加自主，价值追求更加多样，个性特点更加鲜明……这些变化和需求对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学校的学科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种社会发展的进步。”11月底，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八届京师基础教育创新论坛上，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尹后庆提出，现在的课程已经具有鲜明的时代要求，不再是简单地一种通过学校学习掌握某种谋生技能的培训，也不是为了通过某种考试而进行强化学习，而是一种崭新的主体性培育。“它让受教育者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学习、了解甚至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和信息。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知识、直接经验正在成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依据。”
论坛中，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告诉澎湃澎湃新闻，学校课程面临重构的挑战中，最难的是各方观念的变革。“目前我们还没有摆脱应试行为的制约，学生课业负担重等问题。新高考改革下，也倒逼出了改革课程研究中的问题。”
这位基础教育课程研究者说，如今学校的课程建设的立足点聚焦在人的发展，课改战略体现不同类型学校办学的个性化特色，让每个学校找到自我发展的生长点。通过构建体现基础性、实践性、多样性和选择性的学校课程体系，为学生发展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机会。
比如，以两间不同类型的学校为例：北大附小的生命发展课程，基础类除了人文素养、科技素养、健康艺术，还增加了社会交往和国际理解，5大类共102门课，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宁波市的四明中学生源更加多元化，利用这一特点，开展了广电传媒、非遗传承等优势课程。而在对四明中学的毕业生跟踪调查显示，孩子们有各自发展的路径，有刺绣、太极、茶艺等，孩子们的心态阳光，可谓是个性化办学的一种探索。
面对千校一面，同质化严重的普通高中，厦门也在提倡“不一样的学校，一样的精彩”。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巡视员任勇向澎湃新闻介绍，厦门正在积极推行全课程，构建课程化体系。
“全课程实际上就是把学生所有活动都纳入课程体系。”他说，“比如带学生走出校门的社会课程，把博物馆、高校、研究所的能人专人请进 学校的微课讲座，都可以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重要的是大课程特色要立足落到实处，在子课题上做足文章；小课程的特点要适度升华，防止窄化。”
关注教师成长，未来必须“一专多能”
此外，不少与会的教育界人士谈到，课程建设的调整除了以学生的学习力为核心之外，另一个核心要素则在于校长的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包括战略性谋划能力、资源整合与经营能力以及领导者的品格。优秀的学校领导层要敢于突破、具有改革的洞察力、判断力与胆识、一定的目标设计与决策论证能力，并且尊重事实，具有组织协调能力，以教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经营出一所优秀的学校。
任勇认为，作为一所中小学的校长，面对的是成长中的孩子，既要理性也要保有激情，时常还需要适度的反思。“一个班子要和而不同”。
顶层设计之后，作为贯彻施行的教师应该如何成长也是课改中的关键一环。任勇指出，个性化的办学为学校带来前所未有的丰富课程，因此，未来的教师必须具备“一专多能”。
“现在厦门的老师流行参加学习共同体。不少来自不同的学校的年轻老师会根据兴趣爱好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一起读书或者互相学习。星火燎原，这么多年，很多厦门的优秀教师就是这样成熟起来的。”与此同时，他也表示，未来社会中一部分拥有一技之长的公民也都可以成为学校的教师，来帮助学校完成庞大的教育教学任务。
在浙江省教育均衡水平领先的嘉兴，为了统一城乡教育发展，政府也在关注教师自身成长、均衡配置教师资源上下了功夫，摸索出了一系列的创新经验。
据嘉兴市教育局局长周建新介绍，嘉兴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新教师-普通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特级教师”五级教师成长体系，同时，实行职称评审向农村学校合理倾斜。另外，今年嘉兴以嘉善县和海宁市为主，开展一项新的改革试点——“县管校聘”管理机制，分别有43所和58所学校参与改革，已初见成效。
周建新说，县管校聘”管理机制引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机制，打破了校长教师交流的管理体制障碍。“这几年大家积极推进课改，浙江省也在进行新高考改革的试点，加上二孩政策的调整，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些学校面临生源下降，编制存在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有些学校缺编严重，有些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超编。通过‘县管校聘’的改革试点，师资队伍结构趋于合理，教师富余和短缺现象得以逐步改善。”
文/澎湃新闻 徐笛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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